在古代中国文学中，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的文章。该文以“刑”与“赏”为核心，探讨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，强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，体现出儒家“仁政”思想的精髓。本文将对这篇文章进行原文展示，并附上通俗易懂的翻译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内涵。

原文：

昔者尧、舜之治天下也，刑不设而民不犯，赏不施而民不怠。何则？其心同也。夫法者，天下之公器也；刑者，所以正人之过也；赏者，所以劝人之善也。然则，刑与赏，非可以私意行之也。若以私意行之，则法乱而民惑，赏罚不明，而人无信。

故君子之治天下也，必先正其身，而后正其民。正其身，然后能正其国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莫不以仁为本。仁者爱人，义者敬人。夫爱而不敬，是谓不仁；敬而不爱，是谓不义。故曰：“仁义礼智，信为五常。”此五者，皆所以成德于人也。

今之为政者，或急于功利，或溺于权术，而不思所以安民之道。夫民者，国之本也；民不安，则国不宁。故君子之治，必先安民。安民之道，在乎宽仁。宽则民亲，仁则民悦。宽而有制，仁而有度，斯可久矣。

夫刑者，所以惩恶也；赏者，所以劝善也。然则，刑虽严，不可不恕；赏虽重，不可不公。若刑过于严，而无恕，则民怨；赏过于厚，而无公，则民骄。故曰：“刑赏明而民服，刑赏失而民叛。”

是以圣人之治，务在慎刑，贵在慎赏。刑不滥，赏不滥，而天下治矣。

译文：

从前尧和舜治理天下时，没有设立刑法，但百姓不会犯罪；没有施行奖赏，但百姓也不懈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心志是一致的。法律是天下的公共工具；刑罚是用来纠正人的过错的；奖赏是用来鼓励人行善的。然而，刑罚和奖赏不能凭个人的私意来执行。如果凭借私意行事，就会导致法律混乱，百姓困惑，赏罚不明，人心失去信任。

因此，君子治理天下，首先要端正自身，然后才能端正百姓。只有自己正直，才能使国家正直。所以圣人的治理，无不以仁爱为根本。仁者关爱他人，义者尊敬他人。如果只爱而不敬，就是不仁；只敬而不爱，就是不义。所以说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准则。这五种品德，都是用来培养人们良好品行的。

如今的一些执政者，有的急功近利，有的沉迷权术，却不去思考如何安抚百姓。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百姓不安定，国家就不会安宁。因此，君子治理国家，首先要让百姓安定。安抚百姓的方法在于宽厚与仁爱。宽厚能让百姓亲近，仁爱能让百姓喜悦。宽厚而有节制，仁爱而有分寸，这样才能长久。

刑罚是用来惩罚恶行的，奖赏是用来鼓励善行的。然而，刑罚虽然严厉，也不能没有宽容；奖赏虽然丰厚，也不能没有公正。如果刑罚过于严苛而没有宽容，百姓就会怨恨；奖赏过于丰厚而没有公正，百姓就会骄纵。因此说：“刑罚分明，百姓才会顺从；刑赏失误，百姓就会背叛。”

所以圣人的治理，注重慎重用刑，重视公正奖赏。刑罚不过度，奖赏不泛滥，天下自然就太平了。

通过这篇文章，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“仁政”的深刻理解，以及他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忧虑与期望。文章语言精炼，逻辑严密，值得后人细细品味。